本报记者张清俐张杰

河洛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国都所在地，河洛文化因此在国家对外交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河洛文化在历史上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机制以及产生的影响，是认识中华文化贡献世界文明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就相关问题，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薛瑞泽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河洛地区对外影响曾占据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地区在文化交流中涉及哪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哪些影响？

薛瑞泽：河洛地区在古代的文化交往既包括域外的国家和地区，即如今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国家和政权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还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各个地区。通过对河洛地区在历史上对外交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认识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东亚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我们既会看到河洛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和向心力，也可看到这些地区的文化亦可能回馈、影响到河洛文化，盛世的文化本身也具有包容性。当然，河洛地区的文化交往也表明，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对等的，相对来说，河洛地区的对外影响占据了主流。如日本的大化改新即是通过学习唐王朝的政治制度，并将其移植到日本社会，促使其迅速摆脱原有社会制度而实现新的社会发展。

经济文化发展推动对外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怎样的阶段性特点？

薛瑞泽：统观河洛地区漫长的对外交往历史过程，从早期的初步交往到隋唐盛世的频繁交往，显现出河洛地区影响逐步扩大的总体趋势，各个阶段也形成不同特色。

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因为社会经济尚处于逐步形成阶段，所以其对外交往的主动性较少，呈现出间断性、被动性。先秦时期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从初期的传说到箕子东走朝鲜，显示了河洛地区对朝鲜半岛的认知。相关的不同记载表明，随着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变动，这里的社会文化开始通过民众迁移传播到朝鲜半岛，而以箕子为代表的河洛人的回返，又将朝鲜半岛的信息带回河洛地区，从而使遥远的异域传说变成真实的历史印象。又如南越地区与河洛地区的交往，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越赏贡”开始，到西周时期昭王南游的书写，表明了黄河流域与南越地区交往的事实。再如周穆王西行的历史传说，虽然有后人附会的因素存在，但其间反映了先秦时期开拓西域的理想与实践。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秦汉王朝成为东亚地区最有力的政权，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进入兴盛时期，呈现全方位态势，交流内容日益增多，表现为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增多、信使往来不断、商业往来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始，郡县制在朝鲜半岛确立，汉文化逐步全面传入；在西域，丝绸之路成为沟通河洛地区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往来的通道，西域的物产、风俗开始传入河洛地区，以丝绸为代表的物产也传向西域。

魏晋南北时期，黄河流域处于稳定和混乱交替的历史时期。虽然在曹魏时期收缩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但在东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因为阻碍较少而相对频繁。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再次成为北方地区对外交往的中心，尤其是与西域地区的交往日趋频繁，《洛阳伽蓝记》描写的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在东亚文明中的核心地位。隋朝时期，河洛地区再次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演绎了更丰富的篇章。从裴矩西行到唐玄奘周游印度各地，将西域地区的社会风情、民俗、物产介绍到了中国。和东部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往也是信使往来不断。总的来看，河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河洛地区成为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特点也与中国历史进程相伴随，彰显了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地区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渊源？

薛瑞泽：在一定历史时期，洛阳是享誉中外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按照一般说法，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近几十年的研究和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地区和其他边陲地区甚至域外的交通、交往，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游的事迹，路线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成周，即当时的洛阳。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所载内容虽充满神话色彩，但近年来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证明其间的若干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洛阳市志·交通志》将“丝绸之路作为洛阳古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构成洛阳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因素”，“除了洛阳长期以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还因为宋代以前河洛地区发达的桑蚕业，为以丝绸生产为主的手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该志列出了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主要线路，如“洛阳通西域道”、“洛阳通中天竺道”、“洛阳通高丽道”、“洛阳通日本道”、“洛阳通运中道”、“洛阳通掸国道”、“洛阳通林邑道”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1 月13 日第006 版报道